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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校西遷的艱辛，事無巨細的操勞，家破人亡的哀慟，“落伍氣象學”的追悔，以及更多不被理解的傷懷、內(nèi)外交困的迫壓……翻讀日記，竺可楨一向堅忍、寬厚，克己、自省，即便如何苦楚，鮮有直言不諱者。但他不是三頭六臂的英雄，也不是不食煙火的金剛。

　　竺可楨記日記或始于1913年入學哈佛之時，但遺憾的是，1936年前的日記先失于火災(zāi)，后失于戰(zhàn)爭，均已不存，今天我們能讀到的竺可楨日記自1936年1月1日始，至1974年2月6日，他去世前一天。日記時間連貫，敘事清晰，內(nèi)容細致豐沛，是史學界公認的“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名人日記之一”。尤其新中國成立前的部分，完整地記錄了一位大學校長的教育理念、辦學情懷，以及戰(zhàn)火硝煙里執(zhí)掌一所高校體會的五味；而其長校浙大13年間的去與留，直可謂遍歷周折，費盡思量，頗引人懷想。

　　1935年12月9日，平津各高校發(fā)起“一二·九”抗日愛國運動，得到全國各地學生的響應(yīng)。12月24日，“浙江大學校長郭任遠，因阻學生游行，被迫辭職”。次年1月21日，蔣介石由陳布雷陪同視察浙江大學，并委陳布雷、許紹棣與浙大校務(wù)委員會處理善后。據(jù)陳訓慈稱，首推竺可楨往長浙大者正是時以教務(wù)長名義主持臨時校務(wù)會的鄭曉滄；而竺可楨知道自己“躺槍”，是在1月28日的午餐餐桌上：

　　中午肖堂與曉峰約在美麗川中膳，到詠霓、謝季華、馮景蘭(懷西)等。據(jù)詠霓云，浙江大學教員與學生均不滿于校長郭任遠，郭辭職，教部已有允意，但蔣因?qū)W生排斥校長勢不可長，故決維持郭，在郭辭職時曾有人主派余前往長浙校之議云。（1936年1月28日日記）

　　其時也，竺可楨已在南京工作生活了十多年。雖然1936年前的南京日記包括更早的哈佛日記均已不存，但從這年年初短暫的南京日記，我們還是可以看到，作為東南大學地學系主任、北極閣氣象研究所所長、中國氣象學會會長和中央研究院評議員，身在南京的竺可楨，可謂工作得心應(yīng)手，事業(yè)如日中天，生活平靜而美滿，在指導各地建氣象測候所、組織學會會議之余，也偕夫人走親訪友，教長子竺津?qū)W英文，帶孩子們?nèi)タ葱闾m·鄧波爾的《小姑娘》，一切都是最好的模樣。

　　當然，此間內(nèi)外政局之患，是困擾竺可楨們的餐桌話題：

　　六點半至利涉橋老萬全，周漢章邀晚膳，到翼謀、肖堂、曉峰、王煥鑣、張廷休、繆贊虞、展叔、振公等等。張廷休謂政府現(xiàn)己具決心抵抗，二三個月以內(nèi)或?qū)l(fā)動云云。張與何敬之頗接近，故似可代表軍部之意見，蓋己至忍無可忍之時期矣。（1936年2月2日日記）

　　戰(zhàn)爭跡象則是隨處可見：

　　《字林西報》載上月份我國在美大買軍火，計值三百萬金元，抵全美軍火出〔口〕四分之三云。（1936年2月7日日記）

　　據(jù)石瑛云，政府已有決意抵抗，現(xiàn)政府已將現(xiàn)銀運往成都云云。（1936年2月11日日記）

　　對時局之悲觀，甚至讓竺可楨有出售住宅之計劃：

　　晤元任，余以時局危急，擬將住宅出售，以一旦薪水不發(fā)，則銀行按月應(yīng)還之款，無法付去。元任云，此事當非限于一二人之事，臨時當可緩付云云。又若政府一旦濫發(fā)紙票，則屋售出后，等于得到若干廢紙而已，故此事作罷。（1936年2月10日日記）

　　竺可楨在南京有兩處住宅，分別是珞珈路新居和雞鳴寺路舊居。以仍需按月還款推測，竺可楨擬出售的或為珞珈路新居。這年4月，竺可楨只身前往杭州，家還留在南京，直至次年8月南京遇炸，竺可楨才移家杭州，并偕家人隨校一路西遷，夫人俠魂和次子竺衡俱病歿泰和。待再次回到南京，已是1945年抗戰(zhàn)勝利以后。他先上了北極閣：

　　無線電臺屋尚好，惟門窗全去。自山上下望，見全城依然如故，不禁有江山依舊，面目全非之慨也。院中草己深，且壁亦失修……（1945年10月14日日記）

　　次日回“家”，知“所有書籍均亡”，包括1927年遇火災(zāi)后10年間的日記：

　　十點，余偕高玉懷至珞珈路廿二號，由江蘇路往。外表與八年前無異，內(nèi)住偽財次〔長〕……陳君衍。陳已被押，其妻女在內(nèi)……余所有書籍均亡。問之，據(jù)云目前亦無一書架，其不讀書可知矣。內(nèi)部裝修甚好，但草木無增加，但高大不少矣。后面添一磚屋，系衛(wèi)隊用。（1945年10月14日日記）

　　這是后話，回到1936年。2月11日晚8時，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（詠霓）到訪，正式告知擬請出任浙大校長之提議。在竺可楨看來，戰(zhàn)爭將至、危機四伏的時局，對學校師生自然是巨大威脅；而若站在大學主事者角度，一個安放不下一張安靜書桌的校園，更是萬難維持的。因之，竺可楨隨即有如下表示：

　　余謂在此時局，難保于三四月內(nèi)不發(fā)生戰(zhàn)事，京杭兼顧勢所不能，故余不愿就，若能于浙大有所補益，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也。（1936年2月11日日記）

　　這應(yīng)該是竺可楨的基本態(tài)度，作為一介知識分子，在個人利益與大局利益存在沖突的時候，竺可楨選擇的是犧牲自己。

　　十天以后，蔣介石約見：

　　待約一小時，蔣始來，蓋在軍校訓話云云。待約五分鐘，即偕布雷同見蔣。渠最初問余是否初來自北平，余告以去年曾至北平，但渠意中終以為余方由北平回也。次即約余赴杭州長浙大事，余告以須與蔡先生談后方能決定。渠意即欲余允任，余告以尚須考慮，談約七八分鐘而出。（1936年2月21日日記）

　　考慮到事已至此，或難推辭，竺可楨以諸多實際困難，設(shè)想著自己的半年之約：

　　余個人之困難在于：一，不善侍候部長、委員長等，且亦不屑為之；二，時局如斯，萬一半年內(nèi)戰(zhàn)事發(fā)生，余不能離杭，則不免懸心吊膽；三，余目的并不在于要能長做校長，故半年之內(nèi)亦難看見成績也。（1936年2月25日日記）

　　后來，蔡元培建議一年為期并答應(yīng)推薦繼任者，邵元沖、張默君夫婦亦勸其“宜暫往一試”，因為“借此可以轉(zhuǎn)易學風，展施懷抱”。在師長、朋友、家人的鼓動和支持下，1936年4月26日，竺可楨到浙大接事。但他以“不愿放棄氣象研究所事”，而“久兼決非辦法”，故始終惦記著“半年”之期。除不移家、不離所，一個未事張揚的證據(jù)就是，這年10月中旬，借報告過去半年來校務(wù)改進狀況之名義，竺可楨托陳布雷將《半年來浙大之改進》一文轉(zhuǎn)呈蔣介石。顯然，這份報告很有點布局進退——以進為“退”——的功能。

后來我們知道，竺可楨在獲得了“財政須源源接濟，校長有用人全權(quán)”兩項辦學特權(quán)以后，“以半年為限”的要求卻遙遙無期，并且先后有10個年頭，竺可楨帶著他的大學流亡在戰(zhàn)爭邊緣，歷盡千辛萬苦。

　　這期間，他十次請辭校長之職，前九次都因種種原因不能得逞，從官方不讓走，到西遷不能走，到師生不讓走。直至1949年4月29日，竺可楨在確認浙大師生能保安全，自己已無留浙大之理由之后，決立時避開。從1936年4月26日到校視事至此，竺可楨接長浙大13年整。

　　竺可楨的想要擺脫浙大，無論是為半年之約，還是為不愿放棄的氣象事業(yè)，都很能讓人理解。但其中因?qū)W生不聽勸阻罷課、游行而提交的幾次辭呈，或許可以讓我們對這位校長的心事更多一份猜想。

　　這13年，竺可楨從47歲到60歲，從一位科學家的正當華年到年近花甲垂垂老矣，他以離杭后一句“余對浙大校長一職實已厭惡萬分也！”寫盡了13年長校浙大帶給他的所有疲憊、忿懣、酸澀和委屈，包括舉校西遷的艱辛，事無巨細的操勞，家破人亡的哀慟，“落伍氣象學”的追悔，以及更多不被理解的傷懷、內(nèi)外交困的迫壓。翻讀日記，竺可楨一向堅忍、寬厚，克己、自省，即便如何苦楚，鮮有直言不諱者。但他不是三頭六臂的英雄，也不是不食煙火的金剛，作為一位承受了如此多苦難和艱辛的老人，13年執(zhí)著的請辭和終得脫離的感慨掩藏著太多沉重的心思。

　　竺可楨離開了浙大，帶著無可名狀的傷感。從來，浙大得于竺可楨者多矣，求是問學的精神，教書育人的理念，“東方劍橋”的美譽，甚至綜合性大學的建制和規(guī)模，都在竺可楨治下得以奠定和弘揚；而竺可楨得之浙大，或唯“犧牲”二字。

　　竺可楨是浙大歷史上最偉大的校長，這是幾十萬浙大校友的共識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這一評價是伴隨著同事好友、青年學生曾經(jīng)的不理解、不體諒甚至不支持、不合作，在忍辱負重之中獲得的。

　　初來乍到之時，為“覓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”，竺可楨開始大規(guī)模延聘各學科優(yōu)秀學者。他選拔師資、延聘教授，既不任人唯親，也不舉賢避親，而惟能力、學養(yǎng)、修為和是否有助于人才培養(yǎng)為標準。他招攬梅光迪（迪生）、張其昀（曉峰）、胡剛復等左膀右臂和馬一浮、柳詒徵等國學大師，并竭力為他們創(chuàng)造盡可能好的治學條件，包括在校內(nèi)成立以教授為主體的各種委員會，同時爭取源源不斷的財政支持，為浙大騰飛打下基礎(chǔ)。而其中，因為大量引進東南大學師生，竺可楨曾被投匿名狀，被指“植黨行私”，并列“九大罪狀”，校內(nèi)甚至成立了“浙江大學驅(qū)竺團”。

　　西遷期間，竺可楨依“有公有建筑可資做校舍”，“物產(chǎn)豐富，物品價格低廉”，“偏安一隅，無軍事價值”等擇校條件，帶領(lǐng)浙大師生輾轉(zhuǎn)建德梅城、吉安泰和、廣西宜山等多地后，才最終落定遵義湄潭。這一舉措伴隨著諸多批評與指責，最激烈的時候，學生以校長下臺相要挾，好友梅光迪也對竺可楨不一步到位的遷校方式表示遺憾，他在1938年6月30日的家書中稱：“最近我們可能不得不再次搬家，去廣西或貴州。……我們都指責那些當年沒能讓學校走得更遠的責任者。播遷伊始，我們就應(yīng)該去廣西、貴州或云南。如今，成千上萬的錢被砸在這里——修房子，筑壩，為所有房間配置家具等，現(xiàn)在都白費了。”

　　面對這些責難甚至驅(qū)逐，竺可楨以心底無私，故行事坦蕩，表白了自己“惟以是非為前提，利害在所不顧”的行事原則，并最終用輝煌的事實贏得了師生們的尊重和支持。但其內(nèi)心的苦澀與失落，怕是外人難以詳知的。

　　對于天之驕子的大學生，竺可楨一向愛護有加。除了教導他們固守“求是精神”，明了“大學生的責任”，能明辨是非，靜觀得失，敢追求真知，探索真理；他也像母雞護雛一樣，時刻準備著張開羽翼護佑校內(nèi)每一位年輕人。學生中有得肺病、傷寒、腦膜炎、惡性瘧疾等各種疾病的，他定期前往探望，每一位年輕人的夭折，都成為他日記里最沉痛的記錄；夫人張俠魂去世后，竺可楨將所貯國幣1000元，作“俠魂女士獎學基金”，獎勵家境清寒而學業(yè)優(yōu)良的女大學生；學生因卷入運動被拿捕、被禁閉訓練團的，竺可楨更是多方營救并往探視。1943年5月29日，竺可楨從北碚回重慶的路上，曾徒步七八華里，繞道前往青木關(guān)五云山青年訓練團探望王蕙、何友諒：

　　余在小灣站下車，往探王蕙、何友諒。問站旁人，知戰(zhàn)時青年訓練團距站七八華里之遙。余徒步往，自八點二十分走起向東南行，為一石板路，至一石橋，名群力橋，則已為五云山矣。訓練團在五云寨。余上寨覓隊長陳上川，即召王蕙來談約半小時。王蕙告余以被捕經(jīng)過，謂系反孔為主因，并以湖南學生楊姓失金戒子事而結(jié)私仇。至貴陽后，何友諒因被打三次而招供……（1943年5月29日日記）

　　1947年于子三慘案后短短10天內(nèi)，竺可楨密集接洽和走訪了包括保安司令部警察、首席檢察官、法醫(yī)檢察員、監(jiān)獄長、法律顧問、省政府主席、省黨部官員、報社記者、學生代表在內(nèi)的多方人士，并赴南京與教育部、司法行政部、行政院官員會晤，就這一慘劇提出交涉。

　　但是另一方面，這13年里，竺可楨對校規(guī)校紀的執(zhí)行從來都不溫和，從來不失原則。前任郭任遠以嚴厲限制學生而遭驅(qū)逐，事實上，竺可楨在校長任上，除考試作弊、考試不及格等原因退學的以外，因各種違反紀律而記過、留校察看、勒令退學、開除的學生亦絕不是個小數(shù)字，就日記記載，即有因群毆鬧事而被開除的，有違反網(wǎng)球場規(guī)則、擅貼壁報肆意攻擊或發(fā)起罷課簽名而被記過的，也有因策動游行而被勒令退學的。僅1941年7月，因阻撓畢業(yè)考試受到處分的就有13名學生，包括開除學籍1人，勒令退學3人，記大過5人，記小過4人。執(zhí)行紀律可謂嚴厲矣。

　　作為民國時期惟一一位非國民黨籍國立大學校長，竺可楨對學生罷課、結(jié)社之態(tài)度十分明確，即，不反對學生有政治信仰，但不贊成學生的學業(yè)受到太多干擾。“學生應(yīng)埋頭求學問，否則從軍可也”。但抗戰(zhàn)勝利后，隨著戰(zhàn)事的不斷升級，校內(nèi)外罷課風潮此起彼伏。于子三事件中，為全校學生屢勸不聽，持續(xù)罷課近4周，竺可楨第8次正式提出辭職：

　　于子三之慘死，予以澈查。至于余之辭職，乃由于治安機關(guān)不聽吾言，釀成于之慘死。而你們同學不聽吾言，將來難免不再出事，故余不能負責。（1947年11月8日日記）

　　這里隱含著多少痛心疾首，多少愛莫能助！那種擔憂、無奈的疊加，會對當事人心理形成怎樣的擠壓，又有幾分影響到竺可楨最后斷然舍離他執(zhí)掌13年的大學，我們不能確知。但事實上，這是竺可楨對學生別一種形式的耽愛和保護，保護他知識的汲取，保護他智慧的增長，保護他人身的安全與人格的康健，努力“教育救國”，真正明白天地間惟學無際，御強敵、樹邦國最靠知識。

　竺可楨的這些堅持，學生們曾不理解、不接受；待走上社會，他們中的大多數(shù)人，一生都在傳播和實踐“求是精神”和“大學生責任”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竺可楨或許從不曾離開他耕耘了13年的大學，他是永遠的校長。（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李杭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