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教培風暴來臨 老師們決定下車

整個2020年，在線教育行業(yè)都在瘋狂融資、擴張、招人、打仗，他們給應屆生開出高薪，用9.9元的低價課吸引家長，把廣告打到電梯、地鐵站、綜藝節(jié)目甚至春晚，但當監(jiān)管如風暴般來臨后，泡沫一個個接連破碎，一些人被狠狠拋下，他們才開始反思：這真的是教育嗎？

 “家長究竟會怎么看我呢，他心里會不會特別瞧不起我這個老師？”當陳玨打給家長的電話又一次被掛斷時，她心里十分難過。

陳玨是某頭部教育機構的小學英語老師，即便已經入行三年，她還是難以忍受這種尷尬與委屈。她放下手機環(huán)顧四周，三十多位老師在低頭打電話，她沒時間繼續(xù)難過，很快撥通了下一個號碼。耳邊實在嘈雜，為了讓另一邊的家長聽清，她不斷放大音量，直到電話再一次被匆忙掛斷。

教室失去秩序，陳玨的情緒也接近失控。抬眼，已經晚上十點。每年的四月與十一月，所有小學段老師在下課時間都會被集中在一間空教室，為了暑期與寒假的續(xù)班打電話。

168個號碼，家長們匯集在陳玨的通訊錄里。整個四月，陳玨將沒有時間備新課，所有空閑都消磨在通話任務中。第一輪才剛剛開始，按照領導的計劃，三天時間內，陳玨至少得將所有號碼“熟悉”一遍。

陳玨無法反抗，因為或明或暗的比較無處不在。最直觀的是內部續(xù)班率排行榜，每隔半天，數據就刷新一次，并以出乎陳玨意料的速度提升，直至無法再突破的頂點。“最后會有老師續(xù)班率到達100%，公告上就這樣寫著，不知真假。”

續(xù)班天花板在飆升，要求也變得越來越嚴苛。達標率從85%上調到90%，陳玨從來都是完不成的那一個。“我一般在80%左右，完不成，也不想完成。”

但至少在計數考核上，沒有老師愿意輸。“很簡單，任務沒達成要發(fā)紅包。”領導對通話次數的要求已經具體到小時為單位，一個小時內，如果沒有打滿5個電話，老師將面臨發(fā)50元紅包的處罰。下班后，陳玨需要將所有的通話記錄截圖發(fā)至大群中，有專人負責統(tǒng)計時長與次數，最多的一次，她發(fā)了200元紅包。

正常情況下，晚十點半后，老師不再繼續(xù)打電話給家長。她決定撥打今天的最后一通電話。電話剛響起，家長清楚來意后，直接告訴陳玨：“老師，你知道嗎，我很反感你這樣。”

掛掉電話，陳玨默然。就在幾小時前，她還是孩子的老師，現在，她更多承認自己是“話務員”。黑色的手機屏幕像一把刀，將她割裂開，“我的人格破碎了”。

被卷入營銷大戰(zhàn)的人

從2018年進入教培行業(yè)，陳玨的3年恰好趕上了教育機構的擴張期，疫情尤其加速了在線教育的發(fā)展進程。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數據，截至2020年3月，在線教育用戶規(guī)模達4.23億，較2018年底增長2.22億，增加了110%。

在停課不停學的號召下，K12教育搶先吃到紅利，資本如潮水般涌入。2020年3月，猿輔導完成10億美元F輪融資，投后估值約為78億美元。此后，作業(yè)幫、掌門教育等機構先后啟動新一輪巨額融資�！渡虡I(yè)數據派》根據公開信息統(tǒng)計，2020年1月-11月末，在線教育行業(yè)披露的融資金額共計約388億元，較2019年同期的108.75億元，增長了256.78%。高途集團董事長陳向東透露：“2020 年全球教育投資大概有80%都流向了中國，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難以想象的。”

張平發(fā)現，不知何時，公司的廣告開始無孔不入。“視頻廣告、公交站牌、大樓廣告牌，哪哪都是。”他就職于一家知名在線教育機構，這家機構在行業(yè)內已深耕多年。“剛入職的時候，幾乎沒有廣告投放，廣告牌都少見，那時候我們的理念是‘用口碑召來學生’。”

▲ 郎平和中國女排代言在線教育產品現身上海。圖/視覺中國

但轉變很快發(fā)生：靠口碑太慢，靠廣告才快。張平和身邊的同事私下調侃，“公司應該把價值觀改成‘擁抱變化’，或許就不會那么尷尬。”

據前瞻產業(yè)研究院數據統(tǒng)計，2020年電梯LCD刊例花費TOP20品牌占電梯LCD總體比重的38.8%。其中在線教育品牌斑馬AI課和猿輔導首次沖入榜單，且占據了第一和第三的位置，廣告投入增勢迅猛。猿輔導和學而思網校的廣告還打到了2021年央視春晚，在線教育各大公司也是字節(jié)跳動、騰訊、百度等互聯網公司最重要的廣告主。

所有教育機構都在盡可能搶占家長注意力，而這種需求也被精準量化為老師們的工作量。去年臨近暑期前，公司要求張平兼職市內某片區(qū)所有小學的地推工作。他揣著一摞機構福利——一些機構自出、但不附贈答案的免費試題卷，掐準放學時間，來到小學門口。

這或許是張平從小到大最受長輩歡迎的時刻，在子女教育面前，這種歡迎真誠而迫切，他手中的試卷引來大爺大媽舉手瘋搶。“和發(fā)傳單不一樣，傳單可能會發(fā)不出去，但我們不愁，我更多的工作是維護秩序。”

“試卷上沒有答案，想要知道自家孩子分數，必須掃碼。”張平道出其中套路。實際上，機構并非在意這樣的地推能獲客多少，“重要的是刷臉，讓別人有印象，畢竟現在所有的機構都在打廣告”。

但額外的地推工作讓張平十分疲勞。除此之外，作為主講老師，他還需要錄制視頻、運營社群。“我以為我會是一個教書匠，但機構給我的定位，和我自己的定位，有明顯的偏差。”

被卷入這場營銷與搶人大戰(zhàn)的，還有不計其數的輔導老師。去年疫情期間，李依依投遞了某線上教育機構的輔導老師崗。在面試時，人事直接告訴她：“這份工作不僅是輔導老師，更重要的是，需要你接受銷售性質。”他停頓了會，“甚至銷售會占工作的一大部分”。

公司占據了鄭州某寫字樓四層的面積，“全部都是打電話的人，全部”。李依依第一次走進辦公室，在這里，所有人的面孔模糊，頭戴式耳機或許是他們唯一的身份標識。“聲音非常非常大，很躁動，大家情緒都很激動。”但通話對面的家長往往感受不到，“因為耳機的降噪效果很好，據說很貴”。

入職后，李依依成功被包裝為一名211畢業(yè)的老師，她需要完成為期一周的電話考核，才能正式成為一名輔導老師，“否則將面臨第二期考核”。李依依拿到了接近130個手機號碼，這些號碼來自于曾經購買機構9.9元試聽課的家長。“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打到關死。”所謂關死，即電話、微信以及所有聯系方式徹底拉黑。

“但我們依舊有辦法，換一個電話，用同事電話繼續(xù)打，打到所有電話打不通為止。”公司每天凌晨12點會統(tǒng)計業(yè)績，在小組競爭的壓力下，李依依從未在晚上12點前離開公司。

一周考核的高壓，令所有新人都無法喘息，“忙到凌晨一兩點都是常態(tài)了”。燈火通明的公司樓下，摸出規(guī)律的滴滴司機正等待著這些年輕人。一次閑聊時，滴滴司機告訴李依依，大部分女生在那段時間下班后，坐上車就開始哭，“上來一個哭一個”。這樣的壓力下，公司每天都有新人，“組長告訴我，離職率大概有60%”。

點對點的電話、點對線的地推、點對面的廣告，教育機構開始鋪設一張牢牢的蛛網。但在蛛網越收越密的同時，捕獲“家長”的成本也水漲船高。根據投中網結合財報與東方證券的調研數據，自2019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，跟誰學的獲客成本正在逐步上升，最低時只有400元左右，但到了2020年第一季度，這一數據卻飛漲至1000元左右。

不到一周，李依依提前脫穎而出，成為一期考核的銷冠，成交35單。她認為這張網簡直可以稱得上天衣無縫，“所有你能想象到的問題，我們都有應對方法”。例如家長認為課程太貴，李依依會將4000元一科的正價課均攤在每一個課時上；如果有家長說孩子學習忙、沒時間，“那我們有無限次數的免費回放”。

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相關負責人在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(jiān)委網站專訪時曾表示，“校外線上培訓機構普遍通過融資進行資本運營，但過于逐利，一些線上培訓機構為了獲取客源，不把錢用在提高服務質量的刀刃上，在各大媒體上鋪天蓋地地做廣告，營造所有孩子都需要參加培訓的氛圍，加重家長的焦慮。”

▲ 培訓機構推銷。圖 / 電視劇《小舍得》

陳玨用《紅樓夢》賈府類比現在的教培行業(yè)。她認為探春所說的話，相當尖銳且精辟地指出教培行業(yè)的問題所在：“這樣大族人家，若從外頭殺來，一時是殺不死的。必須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，才能一敗涂地。”

山雨欲來風滿樓

瘋狂招來了監(jiān)管。

5月21日下午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《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(yè)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》。自此之后，教培行業(yè)一直在關注“雙減”（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(yè)負擔、減輕校外培訓負擔）政策細則的出臺和落地。

許多教育機構還未來得及做出反應，資本已經迅速退潮。美東時間5月21日，美股在線教育板塊集體下挫，截至當日收盤，好未來跌幅超10%、新東方跌幅超5%、高途跌幅超10%。如今短短兩個月不到，好未來市值蒸發(fā)了59%，新東方市值蒸發(fā)了47%，高途市值也蒸發(fā)了48%。

但這些頭部教育機構有的已經提前嗅到了風聲。主講老師張心蕾所在機構，在三個月前已經有所動作。“當時讓我們集體補交了教師資格證，也進行了內部自查。”機構特別強調，不允許虛構教師資格經歷，“現在只有繳納社保的經歷，才算真正的教師經驗，實習和創(chuàng)業(yè)都不算。”這樣一扣除，張心蕾過去的從業(yè)資歷整整減少了三年。

除此之外，機構內部出臺了一本宣傳內容規(guī)避手冊，調整過去例如“最強王者”“解題達人”等網紅風宣傳語。“不讓我們的PPT內出現最、第一等詞匯，所有的教研系統(tǒng)都被過了一遍，敏感詞全被改掉。”張心蕾發(fā)現，機構已經取消了過去宣傳語中對教師畢業(yè)于清北的強調，“盡管我們團隊大部分的確清北畢業(yè)，但現在不可以說了。”

教育機構開始急劇下墜�？耧L呼嘯，一些附著在邊緣的年輕人被抖落下來。

徐之言在六月初被勸退了。她從五月下旬進入某家教育機構，擔任輔導老師。一個月不到，主管明確告訴她，“公司留不住人，就算你非要留下，也會以其他方式讓你離開”。

實際上這在徐之言剛入職時便已有了苗頭。“我們入職前有一個訓練營，150人左右，主管對我說往常的淘汰率是10%。”最后，徐之言發(fā)現只留下了包括自己在內的二三十人。“有人猜測公司應該是擔心招生困難，不需要我們這么多人了。”

應屆生柳戈也在6月的一個晚上收到了已經簽約的教育機構電話，人事講述了機構目前面臨的種種壓力與困難，最后委婉告知她：“解約吧。”

已經準備好入職的柳戈，不久前剛在機構附近租下房子。突然的解約讓她措手不及，畢業(yè)、轉租、重新找工作，夾在校園與社會中間，她倍感無力。“過了幾天，人事又打電話來，說可以安排個崗位給我，我實在不想折騰，擔心又找個理由隨便把我開了。”

留存下來的人也開始焦慮。資本遇冷，已經擴張為龐然大物的教育機構，只得猛然收縮。而這些壓力傳導到個體身上，不再是一個冷顫那么簡單。

徐之言的進出時間恰好與教育機構監(jiān)管風波相遇。“短短一個月，我已經能感覺到一些上面的壓力。”她日常最晚十一點半解決完所有工作，但基本凌晨一兩點才能離開公司。“總部要求我們一點才能散。但我們忙完工作實在是沒事了，就在公司聊天，聊到下班放人為止。”

就算是主講老師陳玨，也接到了薪資結構調整的通知。“綜合算下來，稅后每個月平均少了2000。”機構通過增設底薪、調高課時費以及調低績效費，實際變相降薪。陳玨的收入主要來自于基礎課酬和績效，比例各占一半，“其他看似增加了，但我現在的績效再也沒有高于3000元，過去從來沒有低于5000元的時候。”

“在我們還沒反應過來前，數學組老師第一批爆炸了，還是他們比較會算。不少人私下吐槽，也有人選擇辭職。”陳玨說。

但讓陳玨奇怪的是，學生學費提高了。在機構續(xù)課三四年的老家長向陳玨吐槽，學費一年比一年高。“他有兩個孩子，分別報名英語和數學，去年加起來7000元左右，今年已經漲到了8800元。”

而現在，陳玨的工作量又被加大了。過去機構滿班26人，現在擴容至30人滿班。“機構要賺錢，但我的注意力有限，沒有辦法分給這么多的孩子。”

泡沫逐個破碎，教育機構“教育”缺位的問題浮現出來。一些人發(fā)現，當教育機構資本化運營，一路營銷、拉人、圈錢的背后，或許早已淡化和“教育”的聯系。

當李依依終于熬過考核，成為一名長期班輔導老師，卻發(fā)現一切并沒有好轉。“我們的課后答疑解惑，甚至與學生的所有接觸，還是為了續(xù)報，為了錢。”

“輔導老師實際就是24小時銷售＋客服。你到底是想做老師，還是想做銷售，一切憑借道德感。”徐之言在試用期間，只能拿到5500元的保底工資，“但里頭工作稍微久一點的員工，工資有兩三萬，這個績效絕對不是單純做輔導老師可以拿到的。”徐之言告訴每日人物，在這種情況下，他們更多將自己看作銷售。

徐之言的道德認知，也在這短短數十天內“被徹底摧毀了”。為了引導老人給孩子報班，“同事竟然讓對方借錢，甚至貸款。”更讓徐之言不可思議的是，機構竟然將此作為正面教材宣傳，要求其他同事學習。

陳玨的教學同樣沒有受到機構足夠的尊重。去年9月，剛剛入職這家教育機構兩天后，陳玨被告知要接手8個班的課程，“這8個班級的課程內容我一點都不知道”。盡管已經不是新老師，學生群體、課程體系以及教學風格的變化，依舊讓陳玨措手不及。

在上完第一節(jié)課后，陳玨崩潰了。“從沒有上過這樣差的課堂。”由于缺少培訓，加之排課時間緊張，陳玨匆匆上崗。“后來我自己都發(fā)現，這里對教學抓的不嚴。同樣是課程審核，我在上一家需要花費90%以上的用心程度，在這里只需要50%。”

此外，機構要求陳玨每周固定提交家長反饋。“原來一周是30%，現在上升到40%。”這也意味著，陳玨將近200人的班級，她至少需要完成70至80位的家長反饋。“這種反饋還比較嚴格，如果家長只是說一句謝謝老師或者收到，這都是無效反饋。”領導要求陳玨的反饋截圖必須展現與家長的交談內容，“要有來有回”，由此也耗費了陳玨大量時間，“不僅是下班時間，我雙休日還要專門空出一天負責這件事。”

▲ 圖 / 視覺中國

墜落中的反思

校外培訓樓起樓塌，快得像一條拋物線。泡沫涌起時，無論是主講還是輔導老師，都曾是被機構瘋狂爭搶的“香餑餑”，而在急劇墜落后，他們又被狠狠拋下。

2020/21財年，好未來員工增加了25643人。高途課堂2017年成立時，公司只有7個人，3年時間就已經發(fā)展到13000人，僅2020年就增加了16135人，去年9月還宣稱要再招聘1萬多名高校畢業(yè)生。猿輔導只是成都分公司，員工人數就超過2000人。有機構不惜重金挖走公立校老師，即便是應屆畢業(yè)生，進入教培機構的起步薪資也比大部分其他行業(yè)高出一大截，在高校宣講會上，“成為名師年薪百萬”的標語刺激著每一個畢業(yè)生。

教育培訓行業(yè)如此火爆，根本原因還是來錢太快、太容易了，不管是投資機構的錢，還是家長的錢，都讓行業(yè)愈加瘋狂，并逐步走向失控。

裹挾在行業(yè)沉浮間，沒有人耗費時間與得失計較，畢竟無論是理想、還是金錢，失去支撐的教育機構，都再也給不了了。

▲ 圖 / 視覺中國

徐之言選擇教育機構的原因很簡單，“錢多”。她所在的二線省會城市工資普遍不高，“在機構工資五千多，努力一下，每個月大概一萬不是問題”。如今被倉促辭退，她只能另尋出路。

李依依出于教師理想來到這里，卻更直觀地感受到職業(yè)落差感。作為輔導老師，經常有家長在深夜甚至凌晨，發(fā)微信讓李依依解答疑問。盡管李依依強調現在是自己的下班時間，家長卻反復對她重申教育機構的“服務”意識。“他們或許把我當成一個機器人。”時間長了，李依依對學生的反饋更多出于完成任務的心態(tài)。“說實話，早就沒有愛的初心了，我甚至有些怕他們找上我。”

對輔導老師而言，學歷是她們成為主講老師的硬性門檻。過去她們認為，輔導老師或許是一種曲線救國道路，是由教育邊緣逐漸進入核心的捷徑。但機構和家長也許從未將她們看作“老師”，尊嚴與認同極少出現在她們身上。“我們只是一片可有可無的綠葉。”徐之言說。

但矛盾的是，李依依甚至沒有教師資格證。究竟是教育機構給了她機會，還是磨滅了她所有的幻想，她也無法判斷。

每年為期兩個月的電話銷售，總能將陳玨拉回現實，提醒她無非是一個工具。“這里沒有所謂的老員工。”陳玨心里知道，沒有人想在這里長久。

但教育機構從來不缺人。“因為工資高，很多人愿意為了錢拋棄底線，比如讓家長分期貸款買課。”徐之言稱，“我厭惡這樣的行業(yè)風氣，但是錢多，短期來看，我還是會做。”

一批又一批的人進出換血，行業(yè)的浮躁與喧囂終究令她們成為教育焦慮的推動者。

徐之言會將學生的小小漏洞和問題無限擴大，“只是為了業(yè)績”。即便是張心蕾這樣的高學歷主講老師，在面臨續(xù)班壓力時，也會隱晦暗示家長知識連貫的重要性。“我會放大這個部分，如果不報班的話，學生可能就掌握不到這個知識點。”但實際上，公立學校同樣會有這種銜接，“因為這本身就是課內的練習，沒有拓展”。

這同樣也是陳玨所認為的哄騙。“我告訴家長，我們的課程有銜接性，孩子暑假不學習，秋季就跟不上了。” 部分家長聽后非常焦慮，但陳玨告訴每日人物，實際上沒有這么可怕，反而續(xù)班后的教師變更才是真正需要考慮的問題，“不過出現這種情況也沒辦法，老師的調換不由我做主。”

而這一切都是為了續(xù)班。“只要錢還在，這種焦慮不可能消失。”

目前，監(jiān)管的余波仍未停下，壞消息一個接著一個。7月2日，北京市教委宣布，各區(qū)教委將組織面向小學一年級至五年級學生的托管服務，該服務主要提供學習場所，如開放圖書館、閱覽室，有組織地開展體育活動等，但并不組織學科培訓和集體授課，會適當收取費用。消息一出，“取消寒暑假”的話題立刻沖上了熱搜。

陳玨看到消息后，發(fā)了一條朋友圈，直言“可怕”。她所在的教育機構本來打算將學生暑期課程集體提前至7月，“但后來發(fā)現可操作性不大，畢竟學生的課太多了，時間根本安排不過來。”陳玨向家長們轉達了機構的意思，但只有不到10位家長同意調課，計劃也就此作罷。

風暴還將持續(xù)多久，陳玨已經麻木，她已經決定辭職，“我很愛教育這一行，但我還像個老師嗎？”

關于辭職后去哪，陳玨很迷茫。她思考過是否要利用英語專長從事外貿商務，但權衡后發(fā)現，跨行頗有風險。“三年的教師經驗，除了教學技能，我什么都不會。”

在短暫接觸、繼而退出教育機構后，徐之言表示“有點惡心”。“我不會放棄教育行業(yè)，但絕對不會去教育機構，我選擇考編。”

張平已經開始創(chuàng)業(yè)，自己開辦教育機構，全權負責招生、上課與售后。他盡力降低家長的焦慮感，“家長憑借口碑來這里，我也覺得賺多少錢無所謂，養(yǎng)活自己就好。”陳玨大概率還是會去公立校，過去她認為公立校缺乏活力，但現在這種想法有所轉變。“也許我可以將我自己的想法注入課堂。”不過陳玨的職業(yè)選擇終究是窄了，“感覺這不是一件好事”。

（文中受訪者皆為化名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