鄭超麟：陳獨秀最為信任的機要秘書

 

 

 

    摘自《歷史的絕筆：名人書信背后的歷史側(cè)影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，本文已獲新華文軒北京出版中心授權(quán)。

 

    有一次鄭超麟在上海被捕，當時有人勸陳獨秀趕緊搬家，以防萬一鄭超麟供出他的地址。陳獨秀卻很坦然，仍住原處。陳獨秀說：“鄭超麟絕對不會出賣我！”

 

    1998年8月1日清早，我接到鄭超麟先生的侄孫女鄭曉方的電話，她悲痛地告訴我：“爺爺在今天早上4時29分走了！”

 

    我即給香港發(fā)去電訊：

 

    托派領袖鄭超麟在滬去世

 

    受海外關(guān)注的中國托洛茨基派（托派）領袖鄭超麟，8月1日在上海去世，享年98歲，至死堅持政治理想。

 

    鄭超麟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時的領導人之一，留學法國期間與鄧小平同住一個房間，后來曾經(jīng)擔任陳獨秀的秘書及以陳為首的托派中央宣傳部部長，解放后曾因托派問題而被關(guān)押27年。近年，鄭曾亮相于《鄧小平》文獻紀錄片第一集，也曾出鏡于中央電視臺最近播放的文獻紀錄片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。

 

    這里是按照中國習慣而言，“享年98歲”是虛齡。

 

     香港《亞洲周刊》發(fā)表了這一消息，新華社主辦的《參考消息》，全文予以轉(zhuǎn)載。由于《參考消息》發(fā)行全國，據(jù)曉方告知，許多鄭超麟的親友都是從《參考消息》上得知鄭超麟去世消息的。

 

    鄭超麟先生一生坎坷，他曾用一句話向我概括自己的苦難：“在國民黨的眼里，我是共產(chǎn)黨，所以我坐了7年國民黨的監(jiān)獄；在共產(chǎn)黨的眼里，我是托派，所以我坐了27年共產(chǎn)黨的監(jiān)獄。”我曾開玩笑地對他說：“對這兩種監(jiān)獄能夠有一種‘比較感’的人，非你莫屬！”他哈哈大笑起來。

 

    我自從1984年11月13日第一次騎自行車前往上海鄭超麟先生家中采訪，成了忘年之交，從此多次登門采訪，彼此書信往返不斷，直至1998年8月5月出席鄭超麟先生追悼會，對于鄭超麟先生可謂有始有終。

 

    我如期趕往龍華殯儀館為鄭老送行，見到滿墻滿地都是花圈。表示悼念的，不僅有鄭超麟的親屬，而且有中央電視臺、中共黨史研究部門、上海市政協(xié)、中共上海市委統(tǒng)戰(zhàn)部以及鄭超麟的家鄉(xiāng)——福建漳平市政府。

 

    我注意到，鄭超麟的遺體上，覆蓋著鮮紅的中國共產(chǎn)黨黨旗！

 

    我不由得記起，1984年10月，我在上海市監(jiān)獄采訪，得知中國托派領袖鄭超麟曾經(jīng)在那里關(guān)押，便決定前往采訪這位歷史老人。上海市監(jiān)獄告知，鄭超麟雖然獲釋，而且已經(jīng)是上海市政協(xié)委員，但是要采訪他，必須持組織介紹信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政保處說明采訪理由，這叫“掛號”——不然的話，連你也將成為政保處“關(guān)注”的對象！

 

    托派，在中國曾經(jīng)有過可怕的名聲，等同于“反革命”，被稱之為“托匪”。記得，我的家鄉(xiāng)溫州曾經(jīng)是托派活躍的地區(qū)之一。我在溫州念中學的時候，我的一位表兄因“托匪”嫌疑受到審查好幾個月，后來才終于獲釋回家。他反復對我說及他的審查結(jié)論：“確非托匪！確非托匪！”所以那時候我就知道，托派極其“危險”。

 

    到了1984年，中國的政治氣氛變得寬松，但是對托派依然“外松內(nèi)緊”。我對托派的歷史進行了研究，這才弄清楚托派的來龍去脈。托派，其實是共產(chǎn)黨的黨內(nèi)反對派，其源頭在蘇聯(lián)。列寧在遺囑中，指定當時擔任紅軍總司令的托洛茨基為接班人，而斯大林卻搶班奪權(quán)，成為俄共布爾什維克領袖。斯大林極力排斥打擊托洛茨基。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紅場舉行十月革命10周年紀念游行時，反對斯大林的群眾和學生突然打出寫有“執(zhí)行列寧遺囑，罷免斯大林、擁護托洛茨基”的橫幅。斯大林從此把托洛茨基派定為“反革命”。當時的中共深受斯大林影響，把以陳獨秀為首的黨內(nèi)反對派定為托派，也作為“反革命”。

 

    鄭超麟作為陳獨秀的機要秘書，被定為“托派骨干”，于1952年12月22日被捕，關(guān)押于上海市監(jiān)獄，他一個人獨處一個房間。1972年9月28日，鄭超麟獲釋，被送往上海南匯周浦鎮(zhèn)附近某勞改工廠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，鄭超麟于1979年6月5日恢復公民權(quán)，離開勞改工廠，遷入新居（也就是我采訪他時所住的兩居室）。

 

    這樣，我來到他當時鮮為人知的住所——偏遠的居民新村一幢普通的樓房。叩門之后，開門者便是他。那時，我已身著春裝了，他卻穿著厚厚的淺棕色滑雪衫，頭戴一頂藏青呢無檐帽，腳穿一雙蚌殼式棉鞋，彎著腰，行動顯得有點遲緩。

 

    我與他作了第一次長談。鄭超麟一聽到我的名字，就說知道知道。他當時顯得很驚訝，我怎么會去采訪他這樣身份特殊的人。

 

    記得，他當即在我的采訪本上，題寫一首詩送我：

 

    深巷家居鮮客塵，

 

    閑吟詞句學蘇辛。

 

    老來敢作孤芳賞，

 

    一個南腔北調(diào)人。

 

    確實，當時鄭超麟“深巷家居鮮客塵”，幾乎與世隔絕。他的福建口音很重，如他自稱“一個南腔北調(diào)人”。

 

    當時鄭超麟家?guī)缀鯚o訪客，我的到訪使他感到意外。他向我說起自己的身世：

 

    他是福建省漳平縣人氏，出生于1901年4月15日（即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）。1919年他中學畢業(yè)，正遇陳炯明（當時任援閩粵軍總司令）來福建招考留法學生，每縣兩名，半官費（即每年費用600大洋，官方給300）。他考取了，當年離鄉(xiāng)赴法國勤工儉學。1922年6月，當中國旅歐的年輕馬克思主義者周恩來、趙世炎、李慰農(nóng)、楊士彬、尹寬等在巴黎開會，成立“少年共產(chǎn)黨”時，鄭超麟是18名代表之一。

 

    1923年3月18日，鄭超麟和趙世炎、王若飛等12人赴蘇聯(lián)學習，周恩來同行。鄭超麟來到莫斯科，在東方勞動者大學學習。1924年春，他在莫斯科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，李大釗主持了他的入黨儀式。

 

    鄭超麟于1924年7月下旬離開莫斯科，途經(jīng)海參崴坐船回國，9月下旬到達上海，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。此后他參加上海工人的第二次、第三次武裝起義。

 

    1927年4月12日，蔣介石發(fā)動反共的四一二政變。8月7日，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，即“八七會議”，鄭超麟出席了會議。會后，鄭超麟在上海主編中共中央機關(guān)刊物《布爾塞維克》雜志。

 

    此后，鄭超麟追隨遭到批判、被稱為“右傾機會主義頭子”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，擔任陳獨秀秘書。1929年3月18日下午，他在上海家中被國民黨逮捕，關(guān)押40多天后出獄。6月，他參加陳獨秀為首的中國“托派”。由于陳獨秀堅持“托派”立場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15日通過決議，開除陳獨秀的黨籍。年底，鄭超麟被中國共產(chǎn)黨開除黨籍。

 

    1931年5月1日至5月3日，中國“托派”召開了“統(tǒng)一大會”。統(tǒng)一后的中國“托派”組織，稱“中國共產(chǎn)黨左派反對派”，選舉七名中央委員，鄭超麟當選了。陳獨秀為總書記，鄭超麟為宣傳部部長。

 

    此后，鄭超麟命運乖戾，先是被國民黨關(guān)進監(jiān)獄，接著又被共產(chǎn)黨長期關(guān)押。然而他一直堅持他的托洛茨基主義信仰。在陳獨秀去世之后，他成為中國“托派”領袖……

 

    鄭超麟的妻子劉靜貞也是“托派”，于1979年6月與鄭超麟一起離開勞改營，不幸的是她在獲得自由之后不足半年逝世。她是云南昆明人，生于1902年12月18日，終年77歲。他們的兒子弗來（鄭超麟告訴我弗來是法語中“自由”的諧音），生于1938年，夭折于1945年。

 

    我在鄭超麟家的墻上，看到他與妻、兒泛黃的“全家福”。照片下面，是鄭超麟所寫的一首《摸魚兒》，寄托了對妻、兒的一腔深情：

 

    記當年雙棲梁燕，一雛初展毛羽。甘泉烽火頻驚夜，四野茫茫煙霧，愁幾許！但雙翦差池，未改原風度。雛兒穎悟，便一笑一顰，一言一動，總有可人處。天何意？嫩蕊先凋霜露，柔枝早折風雨。呻吟宛轉(zhuǎn)三年近，舊眼無言漫注。終莫補！似清夜流星，一閃隨塵土。韶華易誤，況比翼分飛，故巢久破，追想更凄楚。

 

    經(jīng)歷長期的監(jiān)獄生活之后，他患冠心病，雙膝患關(guān)節(jié)炎。雖然看上去老態(tài)龍鐘，然而，他思路敏捷，記憶力甚強，幾十年前的事能記清發(fā)生在某年某月某日，隨口而談，不用查閱資料。接受我的訪問之時，鄭超麟白內(nèi)障日重，視力差，看書時要摘去眼鏡，鼻尖幾乎挨著書本，但他每日讀書、寫作不已。床頭柜上，放著他正在閱讀的厚厚的《革命的良心——蘇聯(lián)黨內(nèi)反對派》一書，那是美國羅伯特•艾森•丹尼爾斯寫的。床頭，攤著幾本新到的雜志——《黨史通訊》《化石》《科學畫報》，還有《文匯報》，他說他自費訂閱了許多報刊。書柜里，整齊地放著馬、恩、列、斯以及毛澤東、周恩來、劉少奇、朱德、鄧小平選集。此外，還有《三中全會以來》《蘇共野史》《布哈林選集》《陳獨秀年譜》《新文學史料》《卡德爾回憶錄》《權(quán)力學》《龔自珍集》，等等。

 

    由于視力差，伏案勞神，他采取了與眾不同的寫作方式：把稿紙夾在一塊木板上，拿在手中寫作。這幾年，他就這樣寫下幾十萬字的回憶文章，其中有憶陳獨秀、憶瞿秋白、憶茅盾、憶尹寬，等等。他手頭還正在寫作回憶童年的文章，床頭放著已寫好的一疊厚厚的手稿，字跡清楚、工整。

 

    他每天夜里一兩點睡，上午八點多起床。天氣晴朗的話，他吃過中飯就外出散步。市政協(xié)開會，他一般都出席，借機會見老朋友。平日在家，他就是兩件事——看書、寫作。

 

    他談鋒甚健，一口氣跟我談四個小時也無倦色。只是他福建口音較重，談到一些我所陌生的人名時，往往要請他寫在我的筆記本上。除了長談外，他還把一些回憶文章借我參閱，使我對他的身世逐漸了解……

 

    當時，我雖然對鄭超麟進行了錄音采訪，但是還不能為他專門發(fā)表報道。我在1985年初發(fā)表的關(guān)于上海監(jiān)獄的上萬字的報告文學中，用1000多字寫了鄭超麟。這篇報告文學發(fā)表之后，香港報紙立即敏銳地注意到那1000多字，加上“中國‘托派’領袖鄭超麟健在”醒目大字標題，全文予以了轉(zhuǎn)載。

 

    一次次采訪，一封封書信，使我對鄭超麟逐漸由陌生到熟悉。

 

    鄭超麟有幾件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：

 

    一是有一次鄭超麟在上海被捕，當時有人勸陳獨秀趕緊搬家，以防萬一鄭超麟供出他的地址。陳獨秀卻很坦然，仍住原處。陳獨秀說：“鄭超麟絕對不會出賣我！”

 

    二是在抗日戰(zhàn)爭末期，鄭超麟兒子病重，急需一筆錢。這時，一家出版社得知他政治閱歷甚為豐富，便約他寫回憶錄，愿預付一筆稿費。這本《鄭超麟回憶錄》在當時沒有出版，1986年作為內(nèi)部發(fā)行的圖書在北京出版，我在書前的《出版說明》中，見到這么一段非同凡響的文字：“作者至今在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的種種重大問題上，仍完全堅持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，并仍然擁護托洛茨基與陳獨秀的種種主張。”我當時有一種震懾感，一個因“托派”問題而被單獨囚禁達27年之久的老人，在出獄后仍公開聲明“完全堅持托洛茨基立場”！據(jù)告，出版社曾經(jīng)再三勸告鄭超麟，請他刪去這段話，他卻堅持要在書前寫上那樣一段“說明”。這使出版社感到為難。鄭超麟說，如果不加上那段“說明”，他寧可不出！據(jù)說，為了書前要不要這段“說明”，出版社向上請示，而又沒有得到及時答復，使這本書遲遲不能印行……

 

    三是記憶力極好。比如，我向他請教鮮為人知的朱錦棠其人。他頭一句話就說，朱是江西安源人！他說，1925年1月在中共“四大”他結(jié)識朱。那時，鄭和張伯簡一起擔任大會的記錄，大會發(fā)言十有八九是他記錄的。我問，是叫“朱錦堂”，還是“朱錦棠”？他答，“叫朱錦棠，海棠花的棠，不會錯。”他還記得，朱是知識分子氣質(zhì)，不是工農(nóng)分子。中共“四大”時，約30來歲，長得很漂亮。開會時，朱坐在后排。每一次開會，朱都到會。此后，他就不知朱的消息——將近70年前的往事，鄭超麟記得清清楚楚。

 

    四是愛憎分明。1988年5月24日，我給他去信，寫及：“最近，王克全的女兒王成芳來找我，談及她父親的歷史情況。王克全去世時，她才3歲。您的回憶錄212~213頁談及王克全，她想拜訪您，未知可否？便中望復一函。”鄭超麟于5月26日即回復我：“王克全，我認識，我的回憶錄中兩處提到他，除您信中提到一處外，尚有p233和p234一處，我對他本有好感，但他以后做了叛徒，我就沒有好感了。對他的女兒盡說無好感的話，是不合中國人為人之道的。還是不見面好。”

 

    鄭超麟是陳獨秀的秘書，我曾經(jīng)向他“盤問”起關(guān)于陳獨秀的種種細節(jié)。他略作沉思，回答道：“陳獨秀講一口安慶話，怎么想就怎么說，習慣動作是用手拍腦門；不大講究衣著，但很干凈；長袍、馬褂都穿，帽子不常戴，難得穿西裝；煙癮重，但不抽香煙，而抽雪茄；文章寫得快，有學問，但口才并不好……”鄭超麟談畢，笑道，你問這些細節(jié)有什么用？從未有人向我問這些問題。我卻認為，要勾畫陳獨秀的形象，他談的這些細節(jié)頗為珍貴。

 

    我為鄭超麟寫了報告文學《一個特殊的人物》，他很欣賞這個題目，認為很能反映他的特點——特殊。這篇報告文學卻命運乖戾，在三四家刊物“旅行”了一番，誰都不敢發(fā)——不言而喻，“托派”一直沒有一個“說法”，誰敢發(fā)表關(guān)于“托派領袖”的報道？！

 

    終于，到了1991年，北京的《炎黃春秋》雜志向我約稿，我當時正忙于長篇，沒有萬把字的文章可供雜志發(fā)表。我忽地想起壓在抽屜里的那篇《一個特殊的人物》，便對他們說：“我手頭倒是有一篇現(xiàn)成的稿子，只是你們恐怕不敢發(fā)！”經(jīng)我這么一說，他們倒是非要看看這篇文章不可�！堆�黃春秋》是一家有眼力、有魄力的雜志，他們不僅在1992年第1期發(fā)表了我的那篇文章，而且把標題改得非常鮮明：《鄭超麟和中國“托派”》！這樣，終于把鄭超麟先生從“冷凍庫”中推到了廣大讀者面前……

 

    我把《炎黃春秋》寄給鄭超麟。1992年1月26日，他給我復函：

 

    昨收到你寄來的《炎黃春秋》，謝謝！

 

    用放大鏡仔細讀了大作，很好。比前幾年寫的那一篇好多了。不褒不貶，只敘說事實，最為得體。

 

    文中所敘事實，幾處錯誤，但都無關(guān)大局。例如，我去蒙達爾橡膠廠做工時，鄧希賢早已在那里做工，你認為他在我以后才進橡膠廠的。這類錯誤雖無關(guān)大局，但為了避免后人致信為符合事實，我打算一一加以訂正，以使大作收入文集時用。

 

    鄭超麟晚年，由“冷”變“紅”。在1997年，他出現(xiàn)在中國千家萬戶收看的大型文獻電視紀錄片《鄧小平》中。在第一集里，他曾三度出現(xiàn)。他操著帶有濃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話，回憶著鄧小平。

 

    他第一次出現(xiàn)時，標明的字幕是“原中國留法學生”；

 

    他第二次出現(xiàn)時，標明的字幕是“原中共中央機關(guān)工作人員”；

 

    他第三次出現(xiàn)時，標明的字幕是“原上海市政協(xié)委員”。

 

    鄭超麟比鄧小平年長3歲，年輕時赴法留學，曾與鄧小平同住一室，此后，他與鄧小平有過許多交往。正因為這樣，他是鄧小平早年革命活動不可多得的健在的見證人。他多次出現(xiàn)在大型文獻紀錄片《鄧小平》中，是理所當然的。

 

    晚年，他著述不已。就在他去世前夕，還以97歲的病軀，寫完一部新著，還寫出法國紀德所著《從蘇聯(lián)歸來》新譯者序（20世紀30年代他在國民黨監(jiān)獄中曾譯過這本書）。他的許多手稿，至今尚未得以刊印，相信日后總會有一天出現(xiàn)在書店的書架之上。

 

    1998年1月7日，他因胃出血住院時查出晚期肝癌。曉方不愿讓爺爺增加痛苦，便一直瞞著他。到了5月初，他開始感到疼痛。先是腰的兩邊痛，后來發(fā)展到胸部，痛得半夜睡不著覺。他意識到自己得了重病，便加快寫作進度，在5月20日把最后一部書稿全部完成，翌日住進了醫(yī)院。

 

    這時，他的癌癥已經(jīng)嚴重擴散，而他自己并不知道。在醫(yī)院住了半個多月，他覺得病痛輕了些，就堅決要求出院。6月9日，他出院了。

 

    6月28日，香港李谷城博士夫婦來滬，欲訪鄭老。我給曉方打電話，曉方告知，醫(yī)生說，爺爺最多只能活兩個月了。醫(yī)生的預言果然很準確。

 

    鄭超麟也自知不起，坦然而又泰然地給自己擬好了訃告，而且把身后事一一吩咐曉方。他把后事的細節(jié)，都一一安排妥當。

 

    鄭超麟在電話中，告訴他的朋友們：“我這個人什么病都沒有。我這個瓜熟了，給了營養(yǎng)也吸收不了。父母給我的生命用完了。我這個瓜，你不去摘它，它也要掉下來。”

 

    7月20日晚，中央電視臺將播放文獻紀錄片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，其中有他的鏡頭。他正惦記著在晚上看這電視片，卻不慎在中午跌了一跤。曉方接到爺爺電話，急急從單位趕回家中，送他到附近醫(yī)院，縫了六針�；丶抑�后，他的頭腦還清楚。到了晚上6時，他昏迷，被急送仁濟醫(yī)院，醫(yī)生開出了病危通知。

 

    從此他在昏迷中度過最后的11天……

 

    鄭超麟晚年，所幸曉方極為孝順，細心照料，才使他如此長壽。我曾對鄭超麟戲言：“鄧小平比你小3歲，生活條件、醫(yī)療條件比你好得多，卻先你而去。你鄭超麟如此‘超齡’，曉方的功勞‘大大的’！”他大笑說：“鄧小平比我忙得多，我是‘閑人’一個！”

 

    他告訴我，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，他的處境得到明顯改善，心情舒暢。

 

    當我問及他現(xiàn)在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態(tài)度時，他沉思了一下，說道：“就理論上的是非而言，我并不認為托洛茨基主義是百分之百正確的。但是，我是‘托派’，我仍保留我的一些見解。”

 

    確實，鄭超麟先生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。我如實地把這位特殊人物特殊的人生道路寫出來，孰功孰罪，歷史自會評說。

 

    所幸的是，我闖入“‘托派’禁區(qū)”，由于事先向有關(guān)部門“掛”過“號”，總算沒有給我?guī)�來政治上�?ldquo;麻煩”。

 

    也正因為我在采訪中闖進了種種“禁區(qū)”，所以我在歷史的“角落”發(fā)現(xiàn)了諸多值得發(fā)掘的“現(xiàn)代文物”……